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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重庆火锅底料厂家】汪洋在人民日报上的新文章,透露一重大改革动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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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(11月10日),《人民日报》4版刊登的一篇文章,很值得研究。

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发表了署名文章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》。全文逾6400字,从对外开放的形势、内涵和举措几方面,对其进行了详尽阐释,信息量很大。而这其中,引起最广泛讨论的,则是“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”。

留心的话就会知道,这其实是对十九大报告的呼应。10月18日十九大上,习近平就明确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,“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,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。”

自由贸易区我们常听,但是自由贸易港是什么?为什么它会在对外开放格局中,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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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念

严格意义上说,由于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,对于自贸港,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。

但是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。

2013年9月,我国建立了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(Pilot Free Trade Zone),即上海自贸试验区。此后,陆陆续续已经发展到11个自贸试验区,包括天津、广东、福建自贸试验区等。在这些自贸试验区范围内,往往包含一个或者多个具有保税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。

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目的,毫无疑问,是为了减轻企业的关税负担,促进国际间的贸易往来。在我国,保税区、综合保税区、保税物流中心等都属于各种形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。

举个例子。美国的企业A想要出口商品给中国的企业B,如果是在普通的口岸,按照两国在世贸组织下的关税减让表,进口商B在进口时必须要支付一定的关税给中国政府,并且办理手续可能相当复杂。

但如果在海关特殊监管区例如综合保税区,B企业则可能享受相应的保税待遇。也就是说,区内陈列、加工,这些商品都不用缴纳关税,只有离开这些区域进入内地才需要缴纳关税。

那么,与上述概念相比,自贸港可能会有哪些不同呢?

汪洋在文章中对其做了个定性,“自由港是设在一国(地区)境内关外、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、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,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”。

最后一句是重点。说白了,就是要在现有某些自贸试验区以及其包含的自由区的基础上,对标国际最高水平,建立高标准的对外开放区域,立志成为全球贸易枢纽中心。基于此,自贸港也常被视为自贸试验区的“升级版”。

升级版怎么升?香港、新加坡这些我们熟知的自由贸易港,都要成为学习、竞争和超越的对象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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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标

其实,不只是香港和新加坡,包括中东的迪拜、德国的汉堡、荷兰的鹿特丹等,都发展出了符合本地特色的自贸港。

比如,鹿特丹港最大的优势就是超强的服务能力。大家都知道,随着欧盟一体化加速,关税减免这些优势在欧盟内部已经弱化。但鹿特丹港超强的港口服务能力,却为它带来了海量的贸易。其突出优势在于建立了一个公共信息平台,实现了EDI(电子数据交换)标准化等。除此之外,在硬件上鹿特丹港建立了立体交通运输的网络化,促成了储、运、销一体化运营。

同处亚洲,作为世界集装箱港口中转量排名前列的新加坡和香港,对我国自贸港的建设,或许更具借鉴意义。

作为一个以自贸港立国的国家,新加坡的优势主要在技术创新。比如早在1989年,它就推出了全国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贸易网。这个网络有多厉害呢?囊括了海关、税务、安全等逾35个相关部门,这样一来,原来需要向多个部门分别提交的文件,就只需要提交一次就够了;原本需2至7天的通关时间,理论上可以缩短至1分钟。

香港的经验,则可以概括为两个字——自由。首先,整个香港行政区,就是一个自由贸易港,除了四个税号(酒类、烟草与香烟、碳氢油类、甲醇)以外的所有货物的进出都可以享受零关税。其次,在香港设立任何形式的公司所需要的注册成本很低,外商投资者可以持股100%,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资金都可以进出。

事实上,香港已经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“全球最自由经济体”,对我国建设自贸港的参考价值非常高。

我国已经提交自贸港建设相关方案的,是上海和宁波,但在投资、建设环境上,都与香港、新加坡等有一定差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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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遇

那么,在此基础上,中国的自贸港建设要走出一条怎样的路?

上海市有关领导的说法是,自贸港的建设,目标不止于贸易自身,其初步设想是以贸易带动产业,“要把巨大贸易量带来的巨大附加值留下”。

巨大贸易量怎么来?巨大附加值又指什么?

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、全球化智库(CCG)特邀高级研究员崔凡认为,其核心在于——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。在目前阶段,国内建设自由贸易港首先应该大力吸引转口贸易,更多地集聚商品物流以及供应链企业;“但发展本地贸易、转口贸易并不是终点——离岸贸易、离岸金融或将是自由贸易港政策最终大发展方向。”

何为离岸贸易?一般来说,它分为两个部分:“转手商贸活动”和“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”。

举个例子,香港的甲公司需要从内地进口布料转卖给美国的品牌商,这个过程中,布料这一货物并没有进出香港,货物直接从内地运往了美国,但从物权上来说,它在贸易过程中属于甲公司。这一过程就称为“转手商贸活动”;还是甲公司,但这次我不直接参与买卖,只是帮助买家和卖家寻找货源、推广市场、协商价格、安排装运等,相当于一个中间商,这就是“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”。

这些都可以称之为离岸贸易,前者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货物贸易统计,后者纳入服务贸易统计。相较于传统的转口贸易,它的物理成本更低,而且对地理位置等的要求不高,只要有信息源,世界各地的生意都能做。无疑能够带来巨大的贸易量和资金量。

拿香港来说,2015年,香港的离岸贸易规模已经达到了4.33万亿港币,占其年度贸易总量的55%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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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量一大,其附加值作用就会凸显。

“当我们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企业来这里做生意之后,我们手上的商品和信息流的价值,将不可估量。”在崔凡看来,离岸贸易的终极意义,在于其带来的信息和数据流,这里面包括商品信息、订单信息、物流信息、商家信息等。中国电子商务企业快速发展的优势尤其有利于离岸贸易的发展。

“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,单纯的出口和国内市场开放已经不能满足需要,当下的中国要做的,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出发,综合利用全球资源,布局更高水平的价值链平台。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,有利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居于更加优势的位置。”

桥头堡

从这一角度出发,自贸港无疑具有重大的领航意义。

一方面,从国内现实来看,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一直高于大部分其他经济体。2006年时,我国进出口金额占当年GDP的比重曾高达64%。一般来说,经济规模大的经济体其外贸依存度会降低,但是即便到了2016年,其占比仍然高达33%。外贸依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之一。

另一方面,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,我国的开放红利已所剩不多。此外,过去几十年,中国在世界贸易活动中,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,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这些,无疑都在呼唤一个具有世界级开放水平的贸易平台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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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更多专家看来,自由贸易港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节点,体现了我国持续开放的政策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说,要“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”,强调“开放带来进步,封闭必然落后”,“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,只会越开越大”。新时代的改革开放,也需要搞“升级版”。

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。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,而中国发起或参与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亚投行、丝路基金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项目,则日益成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依托。

在不久前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,习近平说:“预计未来的15年,中国将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,吸收2万亿美元的境外直接投资,对外投资总额也将达到2万亿美元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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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,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、极具增长潜力的新兴大国,中国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量级旗手。

在此情况下,中国要想实现由贸易制造大国向资本与产业强国的转变,就必须有个深度嵌入全球金融与贸易分工价值链的桥头堡来引领。

自由贸易港,或许正是历史赋予的那座“桥头堡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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